鲍敬言的无君论，只是在东晋政治混乱，佛教、老庄坐大之时对无为之治的一个迹近牢骚的重提。
仁义焉求吉，故卜筮而希也。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，则尊以遍矣，周于世矣。
7 前辈学者对此多有讨论，如张岱年先生在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》中就批评郭沫若的意见，认为《大略》篇的特点是抄录资料，纂辑成篇，因此应该是《大略》抄自《彖传》。赞而不达乎数，则其为之巫。知之曰知之，不知曰不知，内不自以诬，外不自以欺，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，是雅儒者也。由是言之，鲁诗，荀卿子之传也。占筮的基础在于数，因为象由数来确定。
《经典叙录》云：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，申传卫人吴起，起传其子期，期传楚人铎椒，椒传赵人虞卿，卿传同郡荀卿，名况，况传武威张苍，苍传洛阳贾谊。用百里之地，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。这就是说《诗》，对《诗》义辨析的相当细致。
无礼何以正身，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。如果不能把握此点，那么终日颂《诗》读《书》也是无用的。以荀子的立场，这显然是不知统类的表现。《劝学》篇说礼者，法之大分，类之纲纪也。
《语丛一》亦云： 《诗》，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。《中庸》里说：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就是以圣王为师之义。
《文言传》说：天地变化，草木蕃。但《大略》篇还有如下的一段文字： 《易》之咸，见夫妇。若把这里对俗儒的评价与《非十二子》篇对思孟的批评对观，会发现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。《大夏》，盛德也，多言……也。
在讨论荀子之前，我们也许可以提到马王堆帛书的《要》篇。荀子有时候会只提到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，如《荣辱》篇况夫先王之道，仁义之统，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之分乎。因此，说的更明白一些，经典之归就是礼或者礼义。故曰：学莫便乎近其人。
身临其境的儒者很清楚这一点，他们采取了一个说法来表现。在《庄子》看来，经典只是某些表面东西的记录，真正的精华和圣人一起已经永远消失了。
经典是有限的，很容易可以阅读完，但经典的意义却是无限的，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。这两个方面当然不是割裂的，读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由数而及义的过程，数有终而义无穷。
明确地指出圣王之道乃是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之所归，《荣辱》篇也几次提到了先王之道，仁义之统，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之分，这是大本大根的问题。14 荀子以法后王著称，同时也在某些情形下主张法先王，这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。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，则尊以遍矣，周于世矣。本文想以荀子的经典之学为中心进行讨论，希望可以了解荀子所理解的经典体系及其诠释经典的特殊性，并对先秦儒家的经典之学有一个更深入的把握。雅儒虽然和大儒还有一定的距离，但与俗儒却是不可同日而语。…… 近其人的意义在这里才真正地呈现了出来。
明显地把《诗》《书》等视为一个整体。不隆礼，虽察辨，散儒也。
以《易传》为例，主张天道的内容就是阴阳，人道在此基础之上得以建立。从广义上说，后王也属于先王，是先王中时间较晚近者。
但是《易传》不同，天对于性和心来说特别是对于心来说仍然是外在的对象。因此重要的不在于是否阅读经典，而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阅读经典。
这当然不是说思孟不讲这个礼字，而是说他们不了解礼是道德和人道之极，没有把它置于最重要的地位。在第二点和第三点上，孟子是无法表示赞同的。只见其分不见其合，或者只见其文不见其道都是不够的。在屏与反之间，天下得以和，文武之业得以成，而枝主之义得以明。
郭店竹简中虽然没有六经的说法，但很明确地把这六部书相提并论。可以对比的是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的《孔子诗论》以及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的有关记载。
如《劝学》云： 学恶乎始，恶乎终？曰：其数则始乎诵经，终乎读礼。案往旧造说，谓之五行。
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，然则君之所读者，古人之糟粕已夫。所引《诗》出自《周南·卷耳》，对此《诗》的解释，《毛诗》认为是后妃之志也。
孔子以《诗》《书》礼乐教授弟子，例见《论语》。……故械数者，治之流也，非治之源也。《易》之兴也，其当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邪。20 廖名春《中国学术史新证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，页512。
比较而言，荀子更强调的是以圣王为师。把仁义、圣知看作是礼的基础，很显然与荀子的理解是不同的。
刘向叙云：浮丘伯受业为名儒。《君道篇》继续说： 法者治之端也，君子者治之原也。
这对于重视经典的儒家来说当然是无法接受的。《天道》篇亦有轮扁议论桓公读书的精妙之言： 桓公读书于堂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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